1988年的改革，重点是针对计划经济，转变政府职能。

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法律为例，仅在审议阶段，就不仅有常委会会议一般至少三次的审议，还有法律委员会的统一审议以及专门委员会的参与，还要向各方面反复征求意见，解决不正当部门利益的时间、空间、场合、时机、环节等，实际是较多、较大的。[3]参见王晨：《在新起点上切实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中国人大》2014年第19期。

第三个层次是，在立法程序中作出规定。关于人大主导立法的主体的表述，一般都没有包括委员长会议，但在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具体主导工作中，委员长会议的权力实际上很大。不仅如此，修改后的我国《立法法》还明确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加强对立法工作组织协调，发挥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这样，能否说这些主体在立法中发挥作用就是人大主导立法？进一步看，人大能否主导立法？如果能，又如何科学理解这一提法的含义？ （一）   如何把握主导的几个基本要素 如何把握人大主导立法，这不仅是实践问题，还是重要的理论问题。笔者不否认委员长会议在立法中的重要作用，甚至在某些环节的主导作用。

[18] 以上关于立法中部门问题的这些表述不尽一致，侧重点各有不同，但主要表现为部门争利益、争权、诿责、权力边界不清、难以配合协调，核心问题实际还是部门利益问题。问题是，除了人大常委会可以用向人大提出立法议案的形式，在立法动议环节发挥主导作用外，人大和它的常委会在立法中行使职权的方式，只有审议和表决两项（当然，其中也包括了修改），这样，它有什么办法在各个环节发挥主导作用呢？难道人大及其常委会还可以在立法议案提出之前先审议和表决要不要制定一部法，以及这部法应当规定什么内容，或者集体起草一部法的草案？也就是说，以会议形式集体行使职权的特点，决定了人大及其常委会实际上很难甚至不可能在立法的各个环节发挥主导作用。作为现代化属性规范者的现代性，指向一种特定的时间意识是共同的，中国接受现代性（现代化）也是以这种不可逆的、进步的历史时间意识为前提的。

国家现代性既需要具有革命血统的工人阶级保证它的社会主义性质，也需要建设者等其他社会阶层对国家现代性的实际贡献。建设者只有在公有制这个根本原则之下——而不是公有制自身——才能找到自己存在的空间。也就是说，建设者并不是由宪法发明，而是来源于党的政治文献，一般认为形成于2001年，由时任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的讲话中提出的，次年的中共十六大政治报告又进一步确立了这一概念，宪法援用了这一名称，这意味着党对这一新型社会力量的认知也有一个逐步明晰的过程，与之相对应，建设者也就从一个策略性表述上升为一个主体性概念。党根据自身的性质和使命以及与此关系的远近而将群众进行分类，区分出依靠的对象和团结的对象，其中又可以具体分为三类：作为尊重、信任和依靠的对象。

他们彼此在现代时间相逢，相互打量，相互审视，又都从未来的许诺中寻取自己当下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这是党所作出的判断，而其原理和逻辑关系则蕴含在党的不同文献之中。

社会主义作为人类理想，被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切分为两个时间段落，一个现在的初期阶段和一个未来的愿景。现代化的发展主要依赖于两个因素，一个是科技，一个是资本，而这两者又都与建设者有关。需要深思的是，工人阶级作为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主体有它的阶级规定性。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同时二字在这里不单指向了时间上的并置，而且也意指了意义上的并置。

中国的现代时间包括革命时间与当下时间。它显然不同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后者作为党以及党领导的国家所依靠的力量，既享有文本上的优先性，也具有阶级身份的优越性。这里的社会主义已不能当然地嵌入现代性，后者越来越凸显为社会主义国家必须面对的问题。解决此类问题依靠领导者与群众不断地交换意见，并最终达成一致。

外语境始终作为它的制约、规训的因素而存在，内语境则是它的支持性力量，起到证成其正当性的作用。与阶级相连的中国革命没有成为过去，它还存在于当下，在参与中国现代性塑造的同时，也塑造着自己本身，这是现代性走向东方这个大国之时无法避免的中国特性。

对群众而言，接受说服是动员成功的标志。对此，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把社会主义分成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两个既独立又相联系的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创世纪，也是中国现代时间的真正开始。那些表述既是建设者得以成立的条件，也是对建设者存在的正当性和合法性的宪法确认。虽没有出现革命二字，但阶级斗争作为两种敌对力量的博弈，身在革命时间，是中国现代革命的产物。群众基础的面要大于阶级基础，表达的是执政党的社会影响力，只不过是即便作为社会阶层的工人与建设者都构成执政党的群众基础，其重要性及表现方式也是不同的。而作为群众基础，它则是阶级理论视角下的产物。四、政治身份 就现代的功能身份而言，建设者是通过现代性的分层理论而被确证，即作为一个新的社会阶层而获得正当身份的，然而这并不能确保它在社会主义框架下同样正当与合法，还需具有一种与社会主义相匹配的政治身份。

其二，1949年至1978年的中国历史进程。说服能否奏效取决于两个因素：沟通的实际效果和接受说服的基础。

随着现代化成为党和国家的一个重要目标，党把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以及最广大人民这些国家现代性的因素与自身的执政党地位联系了起来。只要权力存在，就必然有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区分。

作为阶层概念的建设者，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从阶级身份而不单纯从国家现代性的功能方面靠近社会主义。正是在革命时间与当下时间的并置中，建设者与工人阶级相遇，后者带着革命岁月的荣耀记忆进入到当下的现代时间，而建设者却是当下时间的产物，它虽然也有自己的记忆，但它却无法与工人阶级分享。

作为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建设者是从社会分层理论被推导出来的。那如何确证初期阶段自身的正当性呢？这由两方面提供保证，一方面，初期阶段是中国革命所至的时间，由革命提供它存在的时间维度。工人阶级有其内在的构成要素，而不是不同阶层在其内部的累积和相加。一方面，工人阶级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阶级，其阶级性必须得到坚持。

群众与党的关系的远近以及在党的事业中的价值大小是与其所处的地位相联系的，这可能出现两种情况：根据阶级的归属不同，群众分别从政治意义上被定义。另一方面，作为现在的初期阶段，它最终的意义是由未来（国家目标）决定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财产和财富只是权力的存在形式而已。作为现代时间的中国革命，在八二宪法中并没有与当下时间完全断裂，成为纯粹的历史存在。

为了把建设者与工人阶级建立起理论联系，先把工人阶级抽象化而加以悬置，然后再把它拆分为若干阶层，这样一来，建设者就不是与工人阶级而是与工人阶级内部阶层发生逻辑联系，这是国内学界对此问题处理的通行方式。马克思、恩格斯在阐述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时虽然也涉及到生产力的发展问题，但这主要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基础上所提出的一种社会要求，其理论的重心则是着力于社会主义这一制度类型的内在属性和价值。

建设者只有在这个基本前提下才具有它自身的正当性与合法性。而作为一个历史范畴，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对其也有阐发。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结合中国社会特性实现了对西方群众理论的中国化再造，群众这一概念就是在这种关系中被改写和确定的。建设者受制于宪法所构筑的国体语境（阶级性），同时又独立于这一语境，而与国家现代性联系在一起。

现代化之所以被作为中国的现代时间来把握，是因为它受中国社会主义现在的规约，现代化在社会主义初期阶段这个时间框架内被赋予了意义和价值。出现在八二宪法中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这一用语一般不会引起读者或研究者太大的注意，一晃而过并不违反阅读或研究的通行机制。

这也说明，同为现代时间意识的革命与建设并非前后的决然二分，这是八二宪法一个醒目的标志。本文相关附件下载： 王人博：中国现代性的椭圆结构 ——八二宪法中的建设者述论 进入 王人博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八二宪法 现代性 。

三是作为国家和人民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在其重要文献中已经把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新的社会阶层定义为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被动员起来的群众未必都能被有计划地控制在领导者的意图之内。